我的第一个赈灾与救援项目

02年夏天，贵州织金县发生洪灾，沿干河两岸的两个村：龙场镇阳光村、自强乡桥上村受灾非常严重。通过媒体得知这一消息后，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组建了一个救灾小团队，到该村开展救援工作。

这是我进入香港乐施会第一次开始社区工作，在昆明办富有经验的项目同事的协助和指导下，我及另一个新进入乐施会的同事陆文波边学习边工作。

虽然通过学习乐施会的赈灾方面的文件及有经验的同事的讲授，我们对于乐施会赈灾的原则和手法都有了认识和了解，但由于是第一个项目，我们还缺乏社区经验，所以都特别小心，生怕在赈灾的过程中遗漏了最该得到赈济的受灾者，再加上我们开展工作的几个社区都是少数民族社区，并且非常贫困，所以社区调查和公示反馈我们都作得特别仔细，和村民进行了反复的沟通和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经过约半个月的紧张努力，乐施会援助该县受灾区域的数十吨大米和百多床棉被都顺利的发放到了受灾人群的手中，由于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社区公示和反馈也预留了足够的时间，所以社区绝大多数人都于救援物资的分配都没有意见。

九月下旬，开始项目评估，龙场镇阳光村是评估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毛毛雨，相关的沟通与了解作完后已是下午，有村民对我说等会给我看样东西，然后邀我到一户人家的堂屋门口坐着，一会之后来了几个人，带着最简陋的那种芦笙，要为我跳一场芦笙舞！我觉得很诧异，也觉得很不安，向村民表示不要这样，但村民强捺我坐下来，给我倒了一大碗包谷酒，然后几人在雨中的院坝转起了芦笙舞。当地村民对我说，他们没有其它谢的，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了。他们说，得到那些帮助固然重要，但让他们觉得“最好的”是，我们能公平的发放救援物资，并能听他们把想说的都讲出来。虽然他们讲的有些问题我们不能解决，但他们觉得讲过之后心理舒服，所以一定要感谢我们，这芦笙一定要看，如果不看，就是瞧不起他们。

我坐在阶沿上看着雨中的几个人跳芦笙，在简单反复的旋律中，当地人凝重、认真地跳着，也有人热情的劝酒，我几大口酒喝下，抬眼看到雨雾中疮痍还在的山村，忍不住泪如雨下。

那一晚，我心如刀割，彻夜未眠。

    二，  我负责的一个社区项目

   从事农村发展工作，如果有所坚持，包括坚持不断的反思与追问，一定会面临很多痛苦。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成长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样的成长，有可能代价却需要别人来偿付，这曾经让我倍感忧虑。

03年开始，我负责一个有关生态补偿的项目，项目在黔东南某县，项目设计中有一笔社区发展资金，摸拟“生态补偿基金”的方式投放到社区，社区可以自己讨论怎么用这笔钱，以替代生计的方式解决因环境保护、社区自然资源使用受到限制、从而带来生计困难的发展困难。项目的合作伙伴是非常有社区工作经验的合作伙伴。

项目在社区的操作的形式是这样的：社区共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八户，将分到的钱买了两头牛，每户就有了“一条牛腿”。由于以前每户不管牛多牛少都需要有一个人放牛，既浪费了劳动力，同时又深化了社区的不合作状况，合作伙伴作了大量的工作，推动社区组织起来，每户的的牛及“公共”财产的牛合在一起放，八户轮流，每个周一户才轮到一天左右。由于经验不足，对农村认识不到位，同时只是简单化的认为赋权社区就是把相关事务的管理权力授权给社区组织，而完全忽略了村庄内部权力结构不平衡对于弱势人群发展的可能影响，没有能力作更深入的思考并和合作伙伴进行更深入的的讨论，只是从项目设计的角度看社区组织发展是好事情，自然也为项目的成果如此觉得很高兴。

但是在社区访谈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些人家一家就有好几头牛，而有些人家却连根牛毛都没有，成立了放牛合作小组之后，由于每户都有一条牛腿长在公共的牛身上，有好几头牛的人家一个月只需要出工四天左右，而只有一条牛腿长在公共的牛身上的最贫穷农户一月也得要出工四天。社区内部的协议还规定，如果谁在放牧的时候不小心看牛，有摔伤摔死的情况，放牧者得按价赔偿。

我非常认同供职机构的理念，她是要和最贫困的人士一起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最终道路，但最贫困的人群在这个项目中是什么角色呢？我开始有了惶恐和不安：最穷的人在合作的过程中，其劳动力被富有的人无偿占有了，并且因为有了“合作”从而增加了他们生产生活的风险。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也不是乐施会所希望的。我和当地社区的农户作了很多沟通以寻求解决之道。由于乐施会要求项目官员要用平等、尊重的方式和合作伙伴合作，我也一直非常审慎的看待作为项目官员手中的“权力”，所以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项目还是按照社区已经订立的规则运作下去，但项目照此进行下去，我们谁也不能承担项目的可能后果。

从那时开始，我对任何理念和方法的推广都开始有了谨慎的目光，我知道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乡村社会内部运行的逻辑，只有在理解乡村的基础上才有寻求到对贫困真正改善的空间的可能性。也从此开始，对社区参与的“实质性”和“有效性”开始有了思考，对“放权社区组织”与“赋权最弱势人群”开始有了对比性的理解，对强者主导的“合作”也开始审慎的看待了。 因为这个项目作为我反思的开始，加之越来越多的看到了类似的问题出现在不同机构的不同项目中，不断的冲击着自己，让自己痛苦着成长，努力去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和中国农村的贫困。

 三，一个深刻影响了自己的社区项目

2004年冬，我对一个社区发展项目进行了调研。项目是在中国北方，当地头年发生了罕见雪灾。雪灾过后，乐施会在当地开展了社区为本的灾害管理及防风固沙的工作。工作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合作进行的。

项目强调社区为本，自然非常强调社区人士主动性的建设。乐施会强调能力和脆弱性对比分析，乐施会认为，在受灾群体中应当鉴别不同人群的抗灾能力和脆弱性，资源应该更多的倾向于抗灾能力弱的人，乐施会的资源主要来自香港市民的支持，是典型的社会资源，坚持这样的原则，我是非常认同的，并在我自己负责的赈灾项目中，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去作的。我以为这个社区灾害管理项目应该能让我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结果却让我有了深深的困惑。

项目是这样设计的：由于雪灾甚大，当地社区人士受灾惨重，贫穷人家失去牲畜后，再无力购买新的种畜。项目向社区提供了一批羊，但是只提供给了贫穷人家。对于相对富裕、抗灾能力强的人家，项目则不予支持。由于当地沙漠化比较严重，项目支持的社区工作，是希望得到赠羊的农户种植沙障，以减轻当地沙漠化的危害。种植沙障，按要求每株都要浇灌足够的水，得到赠羊的农户都按要求作了，沙障的成活率很高。当地政府也有要求社区种植沙障，但没有得到乐施会项目赠羊的农户，种植沙障大多很马虎，沙障的成活率就低。这样的对比，自然带来了对那些没有种好沙障人的批评。而没有种好沙障的人认为，种好沙障的人的成绩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赠送的种羊，所以自然工作卖力。但批评的存在，及一些人的心中有怨气，导致了一些没有得到赠羊的人直接放羊去啃得到赠羊的人种的沙障。最后的结果是，已经种好成活的沙障反而逐渐减少了。而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社区内部的团结，反而增加了社区贫、富两个群体的对立，原本相对友善的社区关系因此变得紧张了，据一些接受访谈的人士讲，还不断有些小矛盾发生，“借钱不那么容易了”。

这样的结果让我非常震动。为什么本来无可挑剔的救济原则在运作社区项目的时候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个本来初衷极好的项目的后果，不仅没有促进当地环境的改善和社区的团结，反而分化了社区，从而使得社区贫困人士更加脆弱？价值先行的发展工作是否真的是最合适的？这使得我开始理解本土文化，国情意识等与发展工作的关联，同时对于社区组织与社区组织化开始有了对比性思考，作为整体的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与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社会关联之间的关系等，也逐渐进入了我的视角。在以后的工作中，“价值正确”与“利害计算”是一直在我头脑中斗争的问题。这些痛苦的经验，慢慢的整合进了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的工作当中。从此以后，“负责任的农村发展工作”，“就算我们不能保证带给社区的所以变化都是有很大的正面作用的，但我们一定要作到一定不能带给社区负面的变化”等话题开始出现在我和同仁们的讨论中。

即算如此，我依然认可这种尝试的价值，但对于一个具体社区而言，我们又如何去评判这个项目的结果？乐施会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机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思考，对于乐施会而言，其有价值的发展经验当然一定包含了其失败的项目，但是，对于失败的责任承担呢？我想，这个问题，乐施会回答不了，所以类似的机构恐怕都不能回答。

现在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要开展社区工作，参与式方法、赋权理念固然贯穿于我们所有的工作中，但是，我们不是简单的用参与式需求评估的工具来寻找合适的回应社区需求的项目作为社区工作的切入点，而是将社区工作的目标锁定在对社区的权力结构分析、相关利益群体鉴别和内在关联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村庄组织化建设；将社区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社区各群体就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发展工作的协商与参与机制的建设；而以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村庄组织化建设，也被我们理解为社区为本（社区为基础）的农村发展工作首要任务，并贯穿于我们所有的社区工作；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动机、参与动力、参与成本、参与收益，参与保障等问题都出现在我们视野中，并成为我们具体工作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的这些思考，依然得到了乐施会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乐施会仍然是我们重要合作伙伴之一，这是值得欣慰的，也是我对民间组织推进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作用的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这让我对于国际性机构在中国发展工作的真正本土化产生了一种期待，即不仅组建团队要注重本土人士参与，更需要保持对内对外的开放性，在中国的发展工作需要有更强的本土视角，也需要通过与本土机构的合作，通过吸收合作伙伴的经验才能更负责任的推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工作。